西南联大薪酬往事

西南联大薪酬往事

时间:2020-03-17 15:12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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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11月天津留影,左起沈兼士、张庭济、郑天挺、魏建功、罗常培、罗庸、陈雪屏。

郑天挺1939年留影。

1946年8月郑天挺同家人重返卢沟桥。

郑天挺主持下的总务处,需要处理种种校务问题,其中以薪酬问题最为棘手。国民政府战前教育经费投入占每年预算的5.5%,战争期间只剩下1.5%-2%,给予国立大学的补助严重不足。从日记中可以看出,每月为筹措薪酬、补助金等,郑天挺真可谓竭尽所能。

1943年9月1日上午,郑天挺到学校办公,听说教职员工上个月的工资竟然还没有发,不由大怒,一问才知道,原来学校常委都不在,又无人替常委盖章,以至工资迟迟未发。郑天挺当即命办事人员去找人盖章,并责令“下午必发”。在当天的日记中,郑天挺说明了自己当时发怒的缘由,“今非昔比,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”。

在战时的昆明,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工们拖家带口,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,每月急需工资解燃眉之急。因此郑天挺任联大总务长后,总是力求在每月月底,把工资按时发放。

个人经济状况

“世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”

在各种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中,大都会提及教授们的清苦生活。其实,联大教职员工的工资加上生活、学术补贴等,薪酬颇为可观。如1943年1月,联大校常委会通过,定助教工资为100-200元,之后教员、专任讲师、副教授工资依次递增,直至教授的工资为300-600元。在两次加薪后,1944年教师工资起薪提高,助教为120元、教授为430元。

在工资之外,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,从助教、练习生,至教授、主任,都有生活补助费、空袭受损救济费、救济金等可领。针对教授、副教授等,联大更设有研究补助金,如1944年11月,郑天挺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钱端生、冯友兰等几十人,因“教学辛劳家累复重而又安贫乐道,未在校外兼任其他工作,甚堪嘉许”,获得研究补助金1万元。

也许是郑天挺长期只身在昆明(1943年,女儿郑雯到联大读书)的原因,他的生活相对宽裕。如1942年4月,郑天挺记下所得上月薪酬:“领得联大教授三月薪四百四十元,联大津贴六十五元,部拨三月生活补助费七十元,部拨二月食米基金四百十四元,联大学术研究费一百五十四元,联大总务长三月车费一百元,云大讲师三月薪一百二十元,共一千三百六十三元”。郑天挺各项收入相加达1363元,相当于他教授工资的3倍。

直至1943年,战时通胀加剧,郑天挺才开始记每日花销,如1943年7月30日,“付甜点心口酥十块六三元、又萨其马四块二八元,理发十元,洋烛一支三五元,鸡蛋二个八元”;又如1944年3月4日,“付面包一五五元,请客一七五元,午饭三五元”。郑天挺自小家有仆人,不会做饭,三餐都是在外买牛肉面、锅贴、包子及点心等。

对于不断上涨的物价,郑天挺日记中有很多抱怨,但1944年10月,他在日记中想起自己每月7000元的平均薪酬,还是说,“战时得此虽不足与生活指数比,然不为不多也。世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”。

不少联大教授都有家室之累,八年间常常要求涨薪。

郑天挺1940年6月有日记说,“清华大学少壮教授以待遇不平为言,请学校加薪,遂各加四十或五十,全校皆然,而北大、南开亦继之,于是少壮教授复以各校皆加,其不平仍在,于是又加于薪俸较低者三十或四十。”郑天挺慨叹,“国事至此,而仍以一己收入是争,可谓毫无心肝”,希望他们能有愧意。

更出乎想象的是,有教授为获得更多补贴,不惜弄虚作假。1941年,联大垫发前一年的购米补贴,需要教员自报家庭人数,并由同事、系主任出具证明。有北大教授将此种规定视为一种侮辱。结果,总务处统计发现,“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,而未声明何时已嫁。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,亦照填一岁,而未声明何时出生。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,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,其曰依外国法律,婴儿在母胎已享人之权利矣”。事实证明,郑天挺等通过制度防范个人私念,还是很有必要的。

1943年5月,燕树棠、杨西孟等还组织上书教育部,要求改善待遇,后来以讹传讹,外界甚至说联大教授要集体绝食,向教育部施压。蒋梦麟在重庆特意打电话给郑天挺,叮嘱“万不可有绝食及其他行动,以免影响学校前途”。当年6月,教授待遇得到提高,“每人可加四百元至七百元”。用郑天挺在日记中的话说,“国家战时养士之优之厚,可谓至且尽矣”。

总务长职责所在

为筹措薪资费尽心力

郑天挺虽对部分教授过分在意薪资不满,但按时为教职员工发薪,是总务长职责所在,他从来都全力而为。1945年4月,联大要发的薪俸、米贴、生活补助等,总计需4130多万,而至23日仅筹得1450万。郑天挺很是犯难,“商业银行无此巨款,国家银行须待请示,自两周前即行筹措,连发急电三数,迄今尚无消息,为之气躁,今日屡发怒。”

第二天,又发生了一件让郑天挺更生气的事。他每月尽力筹措资金,其中相当一部分拨给训导处,用来发放学生贷金及购米等。当时由于粮价变化过快,粮政局同意先向西南联大拨发粮食,让粮食部和教育部再具体商量如何付款。结果从1944年11月-1945年4月,训导处积攒了400多万未花的购米款。郑天挺极为恼怒,日记中说,“盖每月饱经种种困难始能措发贷金及薪津,有时且须出五六分利息,而训导处竟浮存四百余万,一无利息,不惟有关公帑,于事理亦不通”。他决定不再为训导处筹措贷金,让先拿存下的米款代付。

至26日,教育部给联大汇来1800万元,郑天挺才松了一口气,在日记中说,“本月应发薪津可无虞,但补发上月生活补助增加部分尚难,然而心安矣。”由此可见,联大为在战时满足师生基本的生活、学习需要,是有多么艰难。

相比于联大普通教授,郑天挺等学校行政人员的收入更少。1942年11月,联大领导层“讨论同人公费事”,郑天挺汇报,按照教育部的新规,每月拨给大学各学院院长、总务长、教务长等600元,给各系主任300元,作为公费补助。罗常培等教授一致主张拒收。

即便如此,还是有行政人员给自己发高薪的谣言传出来。郑天挺在1943年的日记中,颇为愤怒地写道,“外间传言在校行政首要,院长、各长、常委等每月校中均另有补助”,其实“校中最苦者,莫若负行政责任之人。教授中大多数兼差,且有兼至三四处者……惟在校任各长者绝不能兼……政府规定之特别办公费,每月六百元,任行政责任者均辞谢不受,更何况特别补助耶……若勉仲、子坚与余,皆负债累累。”勉仲、子坚即查良钊、黄钰生,分任训导长和建设长,他们和郑天挺一样没有兼职,全靠联大薪资维持。

虽然穷困,郑天挺也是有所不为的,如他在1944年1月的日记就说,“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,小报无聊文字,每千字酬二三百元,同人争先恐后,余甚耻之。曾语端升,非贫无立锥,绝不为小报写稿也”。这大约就是郑天挺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后坚守了。

□杨津涛